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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发展的“瓶颈”到底在哪里?

发布时间:2020/6/12浏览:426次
中医药发展的“瓶颈”到底在哪里?

中医药发展的“瓶颈”到底在哪里?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全国除湖北以外的地区,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病例占累计确诊病例的96.37%,在湖北地区中医药的参与率也达到了91.05%。中医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功不可没”。


在中国古代,中医药在防治瘟疫方面就发挥出独特作用,张仲景就是凭借在防治瘟疫方面的巨大贡献一举成名,后来成为“医圣”的,其传世名作《伤寒杂病论》,其实就是一本防治伤寒瘟疫的书。将张仲景的“桂枝汤”进行“加减”,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时亦有显著疗效。在2003年抗击SARS疫情期间,中医药也发挥出了巨大作用,这次比SARS疫情期间作用更大、更明显。


经此疫情之后,国家会更加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各地也纷纷出台了不少保护中医药健康发展的政策法规。然而,中医药发展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举步维艰,本文试述之。



反对中医的思潮已持续100多年


“废除中医”的思潮从晚清开始,政府行为则肇始于民国。1912年辛亥革命的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中医药教育部分漏列中医药教育方面的规定,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而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的1929年,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遭到了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和社会上的广泛抗议,不得不被搁置。之后,余云岫长期《中华医学》主编,反中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著名医学家余云岫和夫人)


以“五四运动”为顶点的“新文化运动”,在反对封建旧礼教、旧思想等方面有伟大的进步意义,但也有破坏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陈独秀等人甚至提出废除汉字、废除姓氏等极端主张,都被历史证明为谬误。唯独反对中医的思潮,一直绵延不绝。


日本明治维新时,曾经日本国会投票,只以微弱多数票便废除了“汉方医”(即中医),此举对留日求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梁启超、鲁迅、余云岫等留日学生都反对中医,认为废除中医是革新之举。但今天,日本研究中医的水平已经超过中国,许多中医典籍都被收藏于日本。


在旧中国,天花、肺结核、霍乱等疾病还很肆虐,西医在这些传染病的防治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引进西医是历史的必然。梁启超因患肾炎被西医手术被误割好肾而丧生,病床上的梁启超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辩护,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1929年,年仅57岁的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死因讳莫如深,直到1970年代才被披露。

临终前,梁启超先生一再叮嘱家人:“西医在中国的推广非常困难,如果把我的死因传播到社会上,对西医在中国的发展非常不利,所以请你们一定要保密,不要对外人讲。”

几乎与此同时,胡适也得了肾炎,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给他治好了,但胡适也一生不愿提此事。他当时的想法,自然也是宣传了中医的疗效,不利于西医当时在中国的传播。二人当时为引进西医之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梁启超先生舍命维护西医)


世易时移,如今,中西医的位置已经颠倒了过来,似乎应该涌现出一批知名人士,发扬梁启超、胡适当年维护西医的献身精神,也为中医的生存发展做点贡献了。


1949年后,反对中医的思潮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贺诚,认为中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余云岫被安排到中医代表组参加会议,让中医组哗然。贺诚、王斌提出用西医改造中医,具体做法是成立培训班,启发中医师“客观地认识过去,停止其今后招收学徒。至于中药,我们应当接过来予以科学的研究,将来归入我们的新中国的药典中去”。


当时的国家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的这些做法不妥,上报中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在1953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免去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1955年在《人民日报》上展开了对贺诚、王斌的批判。此后,毛泽东也多次支持中医。1955年,我国成立了中医研究院。1956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成立了四所中医学院。1958年,毛泽东批示,“中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此后,几乎每个省都成立了中医学院。这是新中国中医事业的第一个春天。


中医药事业虽然得到了党中央支持,但后来的发展并不顺利,尤其“中西医结合”其实存在很多问题。



“中西医结合”往往“中医西化”“废医存药”


广东省电白县的老中医谢卓邦,当年是个普通的农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63年开始自学中医,购买中医书籍、教材,拜当地名中医为师,第一个病人就是自己。然后,村里兄弟叔侄的小伤小病来找他看,治的病从小到大,来看病的人由近及远,几年后就能治疗农村的多种多发症、疑难杂症。1968年农村合作医疗,他被群众推荐为大队赤脚医生,开始名正言顺地为本大队社员看病,外地患者也与日俱多。后来,他在肝病治疗上有了自己的独到医术,成为在肝病治疗方面国内知名的老中医,多篇论文在中国肝胆病学术会议上发表。


要以今天的《执业医师法》为标准,他当年在农村治病的经历是典型的“非法行医”。但千千万万个民间中医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中国历代名医也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而当时提倡的中医院校,存在着按苏联西医模式办学的倾向。“中西医结合”有被片面理解为“中医西化”“用西医改造中医”“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等错误倾向,给中医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惑。


具体的表现是:


一,西医课程比例过大,往往占到一半左右。学西医的可以不学任何中医知识,学中医的必须学一半西医知识。上了四年中医院校,可能根本没读过《皇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这样的中医经典,经典都列为选修课,可学可不学,但西医基础知识必须考试通过。


二,“医药分离、废医存药”,对中医像西医那样进行了分科,还分得过细,使得学生学不到完整的中医理论,传统中医讲究的“理法方药”这一完整体系,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而且,学医的不学药,学药的不学医,与传统中医医生自主配置药材、前店后厂的诊疗模式发生了根本冲突。所以读了四年中医院校,出来根本不能看病,还得从头学起。很多人认为中医思想是胡说八道,但中药是个好东西,并把这种错误思想贯串到中医教学中,误人子弟,也导致很多中医学院出来的学生反而比普通人还讨厌中医。


三,西诊中治,轻医重药。总认为中医理论中“阴阳”、“五行”这些东西玄而又玄,不科学,而西医理论科学。而中药是个好东西,能治病,所以用西医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中药,结果走入歧途。其实不是中医不科学,是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能解释中医的水平。


四,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脱离。学生学了四年中医理论,但到了医院去实习,哪怕是去中医院实习,中医院也全都西化了,没有哪个医生在望闻问切,都是用西医仪器设备先来一套大检查:血尿便三大常规,生化十二项,肺片,B超,心电图……中医学生马上就会问:我这几年学的有什么用?


这样一来,往往民间活跃的赤脚中医药到病除,而中医学院培养的大批学生不会看病。谢卓邦记得,文革后公社卫生院调来个满腹经纶的副主任医师,讲中医理论来头头是道,但临床实践疗效不佳,后来在卫生院坐诊,几乎不怎么开中药处方了,还是要靠西医治病。“中医院校培养了大批中医掘墓人”“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天天骂中医”的现象,当时已经有苗头,只是不像今天这么严重。



《执业医师法》给予中医沉重打击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医药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中医师、中医学者都受到冲击,中医院校的课也全停了,但民间中医还是承担着相当大的诊疗工作,针灸、推拿、敷贴、汤药等中医药治疗手段被广泛运用,“简便验廉”成为中医药特色。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尤其是崔月犁担任卫生部部长后,中医药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在崔月犁推动下,发展中医药被写入《宪法》,第21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在他的主持下,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解放了一大批“反动学术权威”,是老中医重新焕发了青春。


1982年,崔月犁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及中医高等学校教育工作会议”(史称“衡阳会议”),在中医教育上扭转了“中医西化”的趋势,解决了“中医姓中”的问题。在中医院校的课程设置上,教材恢复了中医的特色,是学生能够学到传统的中医理论,了解中医“辩证论证”的精髓,此后培养出了一批人才。


中医教育家徐小周是1984年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他回忆,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学的是比较传统的中医药教材和中医理论,树立了不依靠任何西医检查治疗手段和器械,通过望闻问切就把病治好的信念,所以出了一批杰出的中医人才,现在成为中国中医界的中坚力量。


《执业医师法》给予中医沉重打击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医药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中医师、中医学者都受到冲击,中医院校的课也全停了,但民间中医还是承担着相当大的诊疗工作,针灸、推拿、敷贴、汤药等中医药治疗手段被广泛运用,“简便验廉”成为中医药特色。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尤其是崔月犁担任卫生部部长后,中医药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在崔月犁推动下,发展中医药被写入《宪法》,第21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在他的主持下,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解放了一大批“反动学术权威”,是老中医重新焕发了青春。


1982年,崔月犁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及中医高等学校教育工作会议”(史称“衡阳会议”),在中医教育上扭转了“中医西化”的趋势,解决了“中医姓中”的问题。在中医院校的课程设置上,教材恢复了中医的特色,是学生能够学到传统的中医理论,了解中医“辩证论证”的精髓,此后培养出了一批人才。


中医教育家徐小周是1984年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他回忆,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学的是比较传统的中医药教材和中医理论,树立了不依靠任何西医检查治疗手段和器械,通过望闻问切就把病治好的信念,所以出了一批杰出的中医人才,现在成为中国中医界的中坚力量。


(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对发展中医药事业贡献巨大)


之后,1998年颁布并于1999年5月1日实施的《执业医师法》,是对民间中医的一次沉重打击。


该法第43条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职称和医学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由所在机构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取得相应的医师资格”。而活跃在民间的许多老中医,都只有中学文化,一辈子诊疗治病,但没有职称,也通不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一下子成了“非法行医”。


因这一条法规而沦为“非法行医”的民间中医有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其广研究员说,社科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五种方法推算,2010年在行医的中医人员应该有四五十万人,其中有一定的中医药知识技能和临床实践经验而可以专业行医,却没有合法行医资格的,大概在25万左右。而2009年具有执业资格的中医师,接近26、27万。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民间中医人员在偷偷摸摸地“非法行医”。


这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安徽马鞍山的老中医蔡长福。他经方论治四十年,治好的病人无数个,全国各地大医院放弃治疗的疑难杂症,常常在他这里妙手回春,但却被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活活难住了。失去执业医师资格后,原来合法的诊所被取缔,屡屡被当地卫生局查抄罚款,最重的一次一个方子就罚了几万元。白天门口来看病的病人排起了长队,他也不开门,等病人叫急了,才掀起窗帘一角看看外面有没有卫生局的人,确认没有才敢放病人进来,偷偷给他们看看病。就这样过了六年朝不保夕、穷困潦倒的日子,房间里贴满了他六年间潜心总结的中医经方口诀,正中挂着胡锦涛总书记的画像,贴着胡总书记强调重视中医发展的谈话——以求被抄家时,总书记的画像和谈话能使查抄人员有所顾忌。


六年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蔡长福经人介绍给当地一位领导看病,将他在西医医院久治不愈的顽疾药到病除,使领导在感激之余,也认识到中医的奥妙。在这位领导的关怀下,他的情况才大为改善,现在有了条件很不错的医馆,收了许多学生,还到各地讲学。


蔡长福的遭遇,乘以25万,就是全国没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正在“地下”行医的民间中医人员的遭遇,在他们后面,则是千千万万患者本来可以解除却没有及时解除的痛苦,包括许多可以延长但没有延长的生命。



中医水平越高越通不过执业资格考试


这个执业医师资格,还不仅仅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中医师就拿不到。2006年在山西运城市新绛县,两位临床经验丰富、通过成人考试、在省级医学刊物发表过论文的中医师,没有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因为考试中有两项内容,一是穿手术隔离衣,一是运用西医检查方法做肾脏触诊,两人都不会。而一天都没有做过临床工作的刚毕业的几个中医学生,却通过了考试。西医的穿手术隔离衣、肾脏触诊,中医其实用不上,即使需要,到时现学也来得及。中医的“肾”是指系统综合功能,西医的“肾”是具体的脏器,涵义其实不同。


这项考试中,笔试的四分之一是纯西医内容,其余四分之三为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目内容,但考试形式固定,考试内容刻板,某病某证型只能用教材上列举的某一个方,丝毫没有顾及中医临床运用的灵活性和复杂性、中医博大精深的“辩证论治”灵魂,往往是学富五车、临床颇有心得的老中医不一定答得上来,而刚从院校毕业硬背了几本教材毫无临床经验的学生顺利过关。


令人欣喜的是,2016年12月25日通过、2017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规定:“国家实行中医执业医师分类管理。在中医执业医师类别中设立传统中医师。传统中医师应当按照注册范围开展中医相关诊疗活动。传统中医师资格考试及执业注册办法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


这个“传统中医师”的设置,为像蔡长福、谢卓邦这样的民间中医大师“网开一面”,使被迫转入“地下”行医的25万民间中医人员重新持证上岗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医药法》还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可以申请参加传统中医师资格考试,考试的内容和办法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


而原来的《中医药条例》的规定是:“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人员以及确有专长的人员,应通过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并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相比较而言,《中医药法》对师承关系的规定更为原则,将考试内容和办法交给了中医药管理部门,是明显的进步。


但是,中国的中医药管理部门其实是隶属于各级卫生部门的,而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往往是西医出身。对于中医师承关系的规定、对考试内容和办法如何理解执行,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中医师资格考试仍然要看各级卫生部门西医领导们对中医的态度而定。



《药品管理法》让中医师不能自制药剂


《执业医师法》赶走了一半中医师,《药品管理法》又限制了中医师配药。其第48条“禁止生产(包括配制)销售假药”的规定,对中医师自制丸散膏丹进行了严格限制,连药厂也需达到GMP标准、并得到新药号后,才能生产中成药。


西药全是标准化生产,西医可以医药分离,中医不是标准化生产,中医不能医药分离。传统中医都是医师亲自上山采药,炮制,开中药铺,前店后厂,对症下药。因为熟悉自己的药材,心中有数,所以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丸散膏丹,各有各的疗效,现在只允许煎制汤药,把汤药变成制剂都不行。甚至有的用于科研的制剂,一旦被查抄,全算假药,可汤药怎么保存呢?现代社会人的活动范围很大,生活节奏很快,让病人到哪儿去都带个大药罐子,天天煎药,非常不方便。中医师不能自行配制销售丸散膏丹,苦了中医师,更苦了患者。


中医秘传成法、验方真正行之有效,但这些有效的方剂没有批准文号的不准使用,否则列为非法药品。如被药监部门发现,一是没收药品,二是罚款。但要想让这些民间中医真正拿出以雄厚资金为基础的现代动物实验数据来申报新药,真是难上加难。其实,像云南白药等名药都是民间实践、筛选后的成果,并非是从动物实验数据中分析出来的。实验室是拿不出真正的中药处方的,拿出的就不再是中药制剂了,如青蒿素虽然是由中药青蒿中提取出来的,已不再是中药而是西药了。


而且,按照西医的新药研发流程标准,成本非常高昂。首先需要进行科研论证,包括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药物批准上市、六期临床研究,然后才能投入批量化生产,要有厂房有设备,有生产流程,还要组建销售队伍,对于普通中医师来说,这笔经费无异于天文数字。中医自制膏丹丸散的传统,在西医新药研发流程标准面前,自然不堪一击,溃不成军。但这一制药传统的消失,实质上也使得中医药的疗效大打折扣,中医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用西药的标准来管中药,许多规定显得好“萌”。例如规定了药品保质期,可北京同仁堂现在还收藏着好多上百年历史的安宫牛黄丸,还有几十年的老山参,不知道过没过期,需不需要拿出来扔掉。中药丸的蜜封、蜡封技术,能将药材保存好长时间,全都规定为三年有效期,不符合实际。陈皮、艾绒,中医的要求是越陈越好,如何规定有效期呢?


用西药的标准来管中药,还导致中药的品质难以保证。由于环境污染这几十年来比以前严重,导致中药生产也受到环境影响,抗生素、激素、重金属毒害都会降低中药品质,转基因的中药材也屡见不鲜了。


一方面,中药品质在下降,如果还想达到原来的疗效,就必须加大剂量;另一方面,西医尤其是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使得中国人的抗药性在不断增强,如果还想达到原来的疗效,也必须加大剂量——中医师开的药材剂量只好越来越大,剂量大也意味着医疗风险。而默守陈规的中医师还按照几十年前的标准开药方,就会导致疗效不明显,使患者觉得中医不行。


其实呢?不是中医不行,是中药材品质在下降,而中医师如果不懂得与时俱进辨证施治,就不能取得好的疗效。这也说明,必须建立独立于西医的中药检验标准,同时在允许中医师自行配制药剂的基础上严格监管其配制行为和药品,才能真正发挥中医药的疗效。


《中医药法》规定:“国家鼓励医疗机构配制和使用中药制剂,支持利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对利用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配制的中药制剂实行区别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


但这一条的规定依然很原则,依然没有明确规定,中医师是否可以自制药剂,对中医师自制药剂的活动应该如何监管,其自制的药剂应该如何检验批准,才能用于临床治疗。如果不对中医自制药剂这一中医传统进行规范、监管和检验,中医不可能健康发展。


已经发生了很多案例,没有取得中医医师资格的民间中医凭借自己的独特药方自制中药制剂出售,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但却被各地执法部门打击,以“制售假药罪”被抓捕、判刑。有较大舆论影响的,如倪海清案。一个民间中医利用偶然而得的“秘方”制药卖给数百名癌症晚期患者,并因为所用药物无生产许可证及药品管理部门批准文号而被判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他被抓捕后,他的病人还在想方设法买他的药,只是已经买不到了。



应建立独立的中医诊疗体系、收费标准、医疗事故标准


民间中医处境艰难,中医院的医生又如何?为什么中医院毕业的学生,到了医院后纷纷搞起了西医,有的都动起外科手术了?


医疗市场化之后,国家对医院的投入很低,医院自负盈亏,中医药价格又相对很低,中医院如果不像西医院那样靠增加检查费和手术费,就难以维持生存。曾有一位中医师,新到一家医院,每次望闻问切一番,然后开几副中药,就把病就治好了。过了半个月,院长找他谈话:你医术高,也不能这么干,要是医院的医生都这么干,大家都没饭吃了。没办法,以后他也开起了长长的检查单子,有病没病先查一遍,花上患者一两千元。


现在中成药的提成最高,其次是西药,最低是中药。所以医生喜欢开中成药,不愿开中药。像针灸,虽对中风、面瘫、痹症等病有奇效,但因收费太低,内地中医院几乎绝迹。中医传统的小夹板疗法,效果好,花费小,几十元百余元就可治好病;而做手术,一般都几千元甚至几万元——所以,小夹板几乎看不到了。


要想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建立独立的中医医疗诊断治疗标准,和独立的中医医疗收费标准。中西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医学理论,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一个是宏观医学,强调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五脏相关,天人相应;一个是微观医学,强调的是辨病论治,着重局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有建立了独立的诊断标准,中医师才能按中医思维诊疗疾病,才不用看西医脸色行事,才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中医药便宜,但中医的诊疗技术是宝贵财富。一个好中医能看许许多多的病,还不用那么多西医仪器检查,相当于一所医院。所以中医的诊疗费用应该提高,民国时期的名医往往一次出诊就要收一两个大洋。而现在,一次诊疗费才10元,如此低廉,以至于患者因此怀疑中医不治病:在西医院花了上万元都没治好,你这里几十元就能治好?西医可以通过卖贵药赚提成,中药又很便宜,中医怎么办?没有独立的医疗收费标准,把中医院活活逼成西医院,中医活活逼成西医。


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彤对中医药的发展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现在每年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95%都不从事中医,剩下的5%在做医药代表。虽然八九成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医能治病,但只有20%的人有病会先找中医看,而这20%的人用的药,中药也只占50%。这样一算,中医药真正在给病人治病的,只有10%。


在现有医疗制度下,同样一个病,若按中医思维诊断、治疗,一旦出了问题,医生吃不了兜着走;而按西医诊疗标准操作,尽管不合理,出了问题,也可保无事。因为目前医疗事故评判系统是以西医为标准的。许多医生都感慨良深地说: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想搞真正的中医、不想给病人减轻负担呢?但是,按中医来诊治,出了医疗事故怎么办?给病人做很多的检查,除经济效益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要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没有独立的中医医疗事故评判标准,是制约中医发展的一大根本原因。有了这一标准,中医才吃了定心丸,才不用参照西医标准,才敢按中医诊断治疗标准进行治疗。


据统计,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在只有27万人。而据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其他中医尚需进一步学习或温习经典。这期间,我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今天的13亿,而中医却从80万人锐减到3万人;而西医则从1949年的约8.7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75万人。


与此同时,民间也有许多打着中医旗号的江湖骗子,在骗取钱财的同时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也极大地败坏了中医药的声誉。


如果真的想重新振兴中医药事业,建立独立的中医诊疗体系、收费标准、医疗事故标准,建立独立的中医医院和中医医学院,是必由之路。如果只是打着“中西医结合”的旗号推行“中医西化”“废医存药”等实质上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路线,中医药的发展仍会举步维艰。


其实并没有必要在网络开展“中西医之辩”,言辞激烈更不可取,互相骂战不利于中医药发展。如果中国14亿人人人都信中医抢着吃中药,中国现在的中医师数量太少满足不了需求,中药的生产研制也根本供应不了,也将是一场灾难。片面夸大中医疗效、一窝蜂地推崇某种中药养生品,往往带来很多问题。


例如,由于近几年吃阿胶的人太多,不仅把中国的毛驴吃得很稀少,连非洲野驴都被盗捕滥杀走私到中国,听说有可能引起物种灭绝,实在是令人忧心。阿胶当然有一定疗效,但不应该片面夸大,也不能长年当饭吃,有病没病一窝蜂地吃,商人不要推波助澜唯利是图,“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这篇近9000字的文章,基本说全了目前中医药发展存在的一些瓶颈问题,希望喜爱中医、支持中医药事业的朋友们多多转发,为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来一个“举手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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