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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龙: 刘忠林案的国家赔偿金应如何解读?

发布时间:2020/5/28浏览:433次
陈春龙: 刘忠林案的国家赔偿金应如何解读?

@LV MEI QIAO


刘忠林案:国家赔偿金应如何解读



陈春龙


      刘忠林,男,1968年生,吉林省东辽县会民村人。1990年村民在耕地中发现一具女尸,刘忠林被指强奸杀人判处死缓。2016年1月,48岁的刘忠林刑满释放。2018年4月,吉林省高级法院再审宣判刘忠林无罪。2019年1月,吉林省辽源中级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赔偿刘忠林460万元,其中精神损害赔偿197万余元,该两项赔偿数额均创下平反冤案的最高值。

刘忠林刘忠林



460万元国家赔偿金是多是少


刘忠林刘忠林


      2019年1月13日,中央电视台白岩松《新闻周刊》本周新闻视点中,白岩松就刘忠林国家赔偿案中 “460万元赔偿金” 发问:“如果你生命最黄金的时光,有25年是在监狱里度过,而且,是不存在的罪名,最后被宣判无罪。那为这25年给予你的国家赔偿多少钱是合适的?多少算多,而又多少算少?”


      之所以会提出“460万元国家赔偿金是多是少”的问题,首先在于460万元赔偿金的确开创了我国有国家赔偿以来的最高纪录:


      据不完全统计,最早给予国家赔偿的佘祥林是47万元,其后赵作海50万元,张高平110万元,徐辉157万元,呼格吉勒图205万元 ,聂树斌267万元。尽管上述冤错案件受害人的罪名、刑期、无罪理由、受害程度与损害情节各不相同,但到目前为止,刘忠林的460万元赔偿金是最高的,如下图:

      既然刘忠林得到的460万元赔偿金是目前最高的,是不是“优待”了刘忠林呢?没有。    


      第一,从羁押时间看,刘忠林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时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受害人中最长的,9217天。


      第二、从法律规定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2017年的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284.74元。9217天×284.74元=2,624,448.58元。


      这260万余元的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确实比佘祥林的25万元、赵作海的50万元及其他所有受害人的“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高,但又确实是准确依照《国家赔偿法》规定计算出来的,不多不少。既无“优惠”,亦无“减扣”,依法应得。


      至于刘忠林得到的197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亦是依据 《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结合刘忠林25年“生命最黄金时光”的具体情节和今天的时代背景等作出的。于法有据,合情合理。


      第三,从时代发展看,今天刘忠林所处的时代同佘祥林、赵作海等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经过改革开放的多年发展,中国的GDP总量已由当时的世界第7位跃升为世界第2位。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物价指数也迅速上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推算,佘祥林时代1元钱能买得到的主要消费品,今天已要5.67元才能买得到。


      所以,尽管刘忠林得到的460万元赔偿金是目前最高的,但并没有“优待”刘忠林,完全是刘忠林合理合法应该得到的赔偿数额。


      白岩松在《新闻周刊》本周新闻视点中说:“也许是因为与他同年,我对这25年有多么重要,太感慨了!九零年我22岁,开始参加工作。这之后的25年,正是我收获事业爬坡、组织家庭、为人父的关键时期。但对于刘忠林来说,只能是在不断申诉自己无罪中度过监狱时光。”虽然起跑点不同、彼此条件各异,但白岩松将自已成长的25年与刘忠林在狱中的25年作出对比,还是很能得到人们体谅和认同的。


      那么,刘忠林得到的460万元赔偿金是否算少呢?460万元赔得了刘忠林的实际损失吗?同生命中最黄金的25年时光相比,赔偿460万元够吗?


      “多和少”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随着时空转换争论不息,很难有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统一答案。但在某一个具体时代,人们的是非标准、道德观念和判断依据,还是大致相同的,这个大致相同的标准就是社会的现行法律。


      我们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的意志又是各种各样的。法律经立法机关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后,经过严格而慎重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同道德、宗教等规范一起指引人们的行为。但同道德相比,法律只是人们最低的行为标准。法律不强求你作出高尚行为,但强制你不能作出违法犯罪行为。所以,法律又是人民中各种不同意见的最大公约数,是社会上任何种类人群的共同行为准绳。法律制定出来后具有权威性,稳定性,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普通民众都必须坚决执行。


      所以,对刘忠林得到的460万元赔偿金是否算少的问题,只能依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评判。从立法本意和我国现实状况看,460万元赔偿金不能算少。它既符合有错必纠、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又符合我们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法律也有一个修改完善的过程,既不能朝令夕改,也必须与时俱进。




197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由来


      刘忠林得到的460万元赔偿金中,有197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数额也创下了有国家赔偿以来“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最高纪录。“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如何产生的?刘忠林得到197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吗?


      社会生活表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错误对公民拘传、拘留、逮捕、判刑、羁押时,受害人受到的损害,不仅仅表现在肉体上,同时表现在精神上。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他的头脑、意识和精神。任何外力在作用于其肉体的同时,通过其神经、视觉、听觉同时甚至预先作用于其精神,使其处于严重的恐惧、焦虑、羞辱、悲愤状态以至精神失常者,屡屡可见。致人死亡后给其家属、子女造成的精神痛苦,更是沉重深远。因此,当侵权行为纠正以后,仅给受害人物质损害赔偿、不给其精神损害赔偿的作法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不人道的。而且,对受害人的此种侵害,不是来自普通公民,不是来自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的违法犯罪分子,而是来自代表人民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来自以道德和法律的神圣名义给予的非法压力。这种压力对当事人的精神摧残远非其他痛苦可比。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错误执法行为,不仅会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生命权造成侵害,还会在一定范围内对受害人的名誉和荣誉造成恶劣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会造成受害人沉重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妨碍其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同时也会传递其父母、子女、配偶甚至亲戚朋友,使之受到牵连和干扰。


      这种负面影响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法律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除了作为人们具体的行为尺度之外,还是人们进行道德评判的工具。凡是法律所禁止的,即是道德所不容的;凡是法律所惩罚的,必是道德所谴责的。对某一公民采取了某种法律措施,本身便意味着对该公民品行和人格的否定和谴责。而且在我国不少地方,侦查机关采取上述措施一般都公开进行。违法采取上述措施往住对受害人的名声、荣誉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因此,在对受害人的违法行为纠正以后,对因此造成的对公民名誉、荣誉的损害,必须予以切实的补救。这种补救,不仅有利于弥补受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使之免遭或减轻世俗偏见的歧视,而且有利于形成尊重他人名誉的社会风气。


      我国1994年制定的《国家赔偿法》未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作出明确规定,使得冤假错案受害人的巨大精神创伤难以平复,造成佘祥林案及类似案件在国家赔偿数额上的巨大争议,社会舆论沸腾。2010年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明确增加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该法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在我国民事立法中,过去一直拘泥于意识形态教条,拒绝给予精神损失以物质补偿。诚然,精神财富、名誊人格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物质补偿对于精神的慰藉作用却又客观存在。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在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民法终于在2001年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为《国家赔偿法》“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出台铺平了道路。


      但是,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规定目前还比较原则,随意性大,操作性差,法官的自由裁量与当事人的请求之间存在扯皮空间。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哪一些构成“造成严重后果”,现在赔偿法中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这主要是由于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不一样,看不见,摸不着,认定比较困难,现实情况复杂,案件千差万别。在实践经验不足情况下,一时很难在法律中作出抽象统一的规定。目前通常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判定,应该以无罪羁押赔偿适当高于民事赔偿、行政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标准为宜。受害人死亡、残疾、重伤,被判罪名使受害人人格、名誉、形象严重受损,受害人妻离子散、近亲属受精神打击致死致残等,均应视为“造成严重后果”之情形。


      笔者认为,由于国家和公民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国家公权力侵害的范围与程度,往往比平等民事主体的侵害更为广泛与深刻,国家侵权损害后果比民事侵权更加严重,所以国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高于民事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2013年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在对张辉、张高平案的赔偿决定中,综合考虑张氏叔侄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到的影响等具体情况,决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以其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损害等国家赔偿总额的70%为基准,决定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45万元,突破了一般按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50%、总额30万元以下的标准。此次吉林省辽源中级法院决定赔偿刘忠林精神损害赔偿197万余元,占其人身自由权损害的75% ,是一个体现国家侵权精神赔偿向高于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迈进的司法实例,收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际效果。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逐步丰富,人们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所以我国在国家赔偿的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也由占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逐步向50%、70%、75%递进。这一递进既符合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也有助于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同时,刘忠林的75%比例因为其羁押时间长、人身自由赔偿金基数大,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就高达创纪录的197万余元。


      所以,刘忠林这个创纪录的197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既是顺理成章、合理合法的产物,又是审时度势、时代发展的结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教授、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兼国家赔偿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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